◆崔萛传，崔萛，宇子真，又名台，字元始。少年时很沉静，喜欢读书。父亲死后，住在墓旁守丧。守丧期满，三公请他出去做官，他都不去。
桓帝初年，皇帝下诏给公卿郡国推举极孝顺和品德好的人。崔萛因病不能参加面试，拜为郎。崔萛对政体很精明，做官的能力很强，写了评论当代政事的意见数十条，题目叫《政论》。针对当时要害，议论很正确，博得当代人的称赞。仲长统说“：所有国君，应抄一遍，作为座右铭。”文章说：“自从尧帝、舜帝、汤王、武王开始，都依靠明哲的臣子去辅佐，博学之士当参谋。所以皋陶写了一篇《谟》而唐虞得以兴旺，伊尹、箕子作了《训》而商周也很兴隆。到了后代的君主，想中兴起来建功立业，何尝不依赖贤哲的臣子去参谋呢？凡天下治理不好，常常由于君主处在太平的日子太久，风俗渐渐衰败而不觉悟，政治渐渐腐化而不悔改，在危乱的环境之中，视而不见。有的人沉醉在私欲中，不管国家大事；有的人好话听不进去，颠倒了是非黑白；有的人在三岔路口徘徊，不知该往哪里走；有的人身边有可信的辅佐，但不让他们开口；有的人看到疏远之臣，因为身份不高而听不进耳，因此王纲弛废在上面，智士忧郁在下面，真可悲叹呀！“从汉朝兴起以来，三百五十多年了。政令蒙受尘土，上下懒惰，风俗凋敝，人多巧伪，百姓议论纷纷，都希望中兴起来就有救了。再说拯救时世的方法，难道一定按尧舜的办法才能治理吗？只要能弥补缺陷，加根顶梁柱把大厦撑持，根据实情对症下药，相体裁衣，总之要把国家放在安宁的境域罢了。所以圣人执掌权衡，针对实际制定对策，步骤有所差别，各有巧妙安排。不强迫人办做不到的事，违背当时急切的需要而追求听来的做法，都是不可取的。从前孔子回答国君的问题，都是因人因事而异，他回答叶公的问政，就是要求近者悦而远者来；回答鲁哀公就是“政在选贤”；回答齐景公就是”政在节财”，不是为政之道不同，而是当务之急不同。因此，刚接受天命为君的人，每每有些独到的规定，中兴的国王，也要纠正当时的失误。古时盘庚想中兴商朝，把国都从耿迁到亳；周穆王有过失，让甫侯修正刑法。可是有些俗人拘泥于古文字记载，不懂得通权达变，听信奇特的新闻，忽略眼前的实际，怎么能和他们议论国家的大事呢！所以谈政事的，虽然听起来好像符合圣德，但实际上行不通。为什么呢？那班顽固的人对于当时情况完全不了解，习惯走老路。不知怎样安享其成，怎能考虑开创新局面，只是照老章程办事而已。那些通达的人有的夸耀自己，嫉妒别人，不愿与政见不同的人合作，写起文章来洋洋洒洒，表达其含义，可是少数派毕竟寡不敌众，最终还是被抛弃。即使稷、契那样的贤相还在，仍将感到困难。这就是贾谊被绛、灌排斥原因，屈原写离骚发泄幽愤的原故。
汉文帝那样英明，贾生那样的才能，绛、灌那样的忠心，尚有这种结果，何况其余的人呢？“量力度德，这是《春秋》上提到的。现在既不能完全按三皇五帝的办法，应该参入一些霸政，应该重赏深罚来治理国家，明文制定法律来检查一切工作。自己不具备上等的品德，严格就能治理，宽松必然紊乱。怎么知道会这样呢？近代孝宣皇帝懂得为君之道，研究了为政之理，所以采用严刑峻法，使坏人吓破了胆，海内政纪严肃，天下安静。功勋上告祖庙，享有中宗的谥号。他的计划与效果，超过了孝文皇帝。后来元帝即位，多用宽松的政治，结果彻底失败，威权被人篡夺，成为汉朝衰微的祸乱之源。政治的好坏，在此可以看得清楚。古时孔子写《春秋》，称赞齐桓公、晋文公的霸业，表彰管仲的功劳。难道不知道赞美周文王、武王的正道吗？的确是为了通权达变挽救衰败的道理。所以圣人能够随着形势变迁，而俗士却不懂得变化，认为上古结绳的办法，可用来治理秦代的乱政，《干戚》之舞，能够解除汉高祖平城的围困，这不是相距十万八千里吗？“模仿熊的运动、鸟的伸颈吸气，虽然是延年益寿的方法，但是治不好伤寒病；呼吸吐纳，虽然能使寿命增加，但是接不好已折的骨。
治国的办法，有些像治病，平时注意养身之道，生病就要对症下药。刑罚，等于治乱世的药方；德教，好比平时养身的粱肉。
用德教去除残暴，等于用粱肉治疾病。以刑罚去治理太平之世，等于用药石作营养。现在正是继承百王衰敝的时期，正在走厄运的时候。
几代以来，政多恩宽贷，好像驾马车的丢失了马龙头，马没有衔嚼口，让四匹牡马乱跑，大路上险些儿倾倒。正应该加上龙头嚼口来挽救，难道有功夫听它们响着铃铛，有节奏地按辔徐行吗？从前汉高祖叫萧何作九章的法律，其中有杀三族的规定，在面部刻字、割鼻子、斩脚趾、割舌头，砍头，所以叫做五刑具备。汉文帝虽然废除肉刑，应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，应斩左趾的改为打五百板子，应斩右趾的杀头示众。可是斩右趾的已经丧了命，挨板子的每每被打死，即使有减轻刑罚之名，其实还是杀了不少。这个时候，百姓都希望恢复肉刑。
到景帝元年(前156)，于是下诏书道：‘增加打板子与重罪没有区别，即使侥幸不死，也成了残废。’于是修订法律，减少笞刑。从此以后，被笞者得以保全性命。这样说来，汉文帝仍是重刑，不是轻刑。是以严刑达到太平，不是用宽宥达到太平。一定想行动和言语一致，应当从根本做起，使人主向五帝三王学习。破除亡秦的败俗，遵守先王的遗风，抛弃只图暂时苟安的措施，重蹈古代的旧迹，恢复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，确立一分公田、八分私田的井田制。然后选出稷、契那样的贤臣作辅佐，选拔伊尹、吕尚作宰相，奏乐时凤凰率百鸟来朝，击石磬而百兽来跳舞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么再多也是累赘罢了。”后来朝廷叫崔萛到太尉袁汤，大将军梁冀府里去当官，崔萛都不去。太司农羊傅、少府何豹上书推荐崔萛，说崔的才干很好，能力很强，应在朝廷做官。于是皇帝封崔为议郎，提升大将军梁冀作司马，与边韶、延笃等人在东观著书立说。后来崔萛出任五原太守。五原的土质宜于种麻，而当地人不知道织布，老百姓冬天没有衣服穿，堆些细草睡在草里面，见官吏就披着草出来。崔萛到任后，叫百姓卖掉储藏的粮食，替他们添制纺绩、织纟壬、纟束..等工具并教他们如何使用，百姓才免受冻馁之苦。这时匈奴连续入侵云中、朔方，杀掠官吏百姓，一年之内九次逃命。崔萛就厉兵秣马，严饬烽火台侦察，敌人不敢进犯，成为边塞最安静的地方。崔萛在病中，被拜为议郎，又与当时的名儒博士一同审定《五经》。恰逢梁冀被杀，崔萛是梁冀的故吏，受牵连，罢了官，关在牢里数年。当时鲜卑多次进犯边境，皇帝下诏书给三公推荐威武谋略之士，司空黄琼推荐崔萛，崔被拜为辽东太守。走到半路上，母亲刘氏病死了，崔萛上疏请求回家料理丧事。母亲刘氏生前品德很好，读了不少书。
起初，崔萛在五原任太守，母亲经常教导如何治理政事，崔萛的好功绩，母亲很有帮助。服丧已完，皇上又拜他为尚书。崔萛以时局很乱，生病不能工作为理由，几个月后免职回家。当初，崔萛的父亲死了，崔萛卖掉田产，做了坟墓，立了墓碑。埋葬完毕，家产卖尽，因为穷困，便以卖酒贩粥为生。当时人多用这事讥笑他，他始终不改。他做生意只求够本就行，不多赚钱。后了做了官，多是边境地区，所以更加贫薄。建宁年间死去。家里很穷困，没有钱装殓，光禄勋杨赐、太仆袁逢、少府段赹等替他准备棺椁葬具，大鸿胪袁隗替他树碑，称颂他的功德。他所著的碑文、论文、箴、铭、答、七言、祠、文、表、记、书共十五篇。
参考资料：
1、佚名.红潮网.http://www.5281520.com/html/69-12/12513.htm